“改革开放40周年中医药大事记（1978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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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炳奎(左)和崔月犁)右)。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中华大地，这个“春天的故事”改变了中国，也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人的衣食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医药事业也在日新月异、高速发展。 从1978年到1978年的5年间，中医药事业举办了重要文件、党中央【1978】56号文件提出的改变许多中医药人士命运的“人生大考试”，选拔万人充实中医药机构； 召开了重要的会议，衡阳会议。 这五年来，这三个重要的历史片段，折射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医药快速发展的波澜万丈。

(1) 1978年9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中医研究生开课，是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后首次进入中医研究生院。

) 1978年9月，党中央〔1978〕56号文件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处理中医队伍接班人不足问题的报告》。 邓小平同志在指示中指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特别要为中医创造良好快速发展和提高的物质条件。”

(3) 1978年12月，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发布《关于从集体全部体制和分散在城乡的中医中吸收1万名中医药人员，充实和加强全民全部体制中医药机构问题的通知》。 从那一年开始，在全国各地为中医药工作人员明确技术作用，晋升为正副主任的中医(药)师、教授、研究员。

(4) 1982年，我国宪法首次确定“快速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医药”。

) 1982年4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实务会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特点，迅速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方针，中西医结合三股力量都得到大力迅速发展，、 确定了必须长时间并存的基本方针，制定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建设的意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完成中医医院》等文件

(一)历史陈述

第78 ( 56 )号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1978年，文革结束不久。 文革期间，中医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由于中医药人员受到迫害、机构解散、事业被毁，中医药事业日益被取代，造成中医药人才队伍接班不足的状况。

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据统计，1959年，全国西医23.4万人，1977年迅速发展到73.8万人，增长了2.2倍。 中医从1959年的36.1万人减少到1977年的24万人，减少到三分之一。 上海市文革前有63名有名的老中医，但到1978年为止，多次上半天班的只有9人。 辽宁省庄河县1958年评定的10大名医，文革后也只有一人多次工作。 当时卫生部直属的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共有55位建院初期从全国选拔进来的知名老中医，文革后能上半天班或全日班的仅有7人。

从机构方面看，1977年全国共有高等医药院校89所，其中中医学院17所，毕业生无法充分弥补中医药人才队伍的自然减员。 1966年全国共有中医医院1371所，1976年只剩下129所，10年减少了91%。 部属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建成20多年，3所附属医院病床共不到500张，全国只在15个省、市、自治区设有小规模中医药研究所，而且普遍住房老旧，设备差。

转机发生在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上任之后。 他首先去了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广泛农村调查研究，得出了“中国特色卫生事业必须有中医”的结论，提出了“振兴中医”的响亮口号。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卫生部组织力量撰写了《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处理中医队伍接班人不足问题的报告》。

报告的作者之一是原卫生部中医局负责人、被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 报告详细反映了当时中医药的现状，提出了8条建议。 其重点是进一步重申和认真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切实纠正对中医药人员的错误态度——认真办好中医院校，整顿完成积极培育新生力量的中医医院； 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建设组织西医继续学习中医； 关于国家计委分配给1万人的劳动指标，请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分散在城乡的民间医生中选拔真正有才华、实学的中医药人才，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的中医药培训机构。 各省、市、自治区在安排基础建设规划时，要优先考虑中医机构的快速发展，重新分配需要时间，以照顾中医机构为重点。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建议将中西医结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报告后，1978年9月7日，邓小平同志指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要为中医创造良好快速发展和提高的物质条件。” 建议以中央名义增加并转发这一评论。

9月24日，中共中央以转发《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处理中医队伍接班人不足问题的报告》的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

中央在指示中，就如何贯彻执行提出了重要指示。 “中央认为卫生部党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应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希望你们结合自身现实情况认真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有步骤地妥善处理这件大事。 ”

面对百待兴的中医药事业，刚回到卫生部的胡焕明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几年后，胡焕明回忆说，中央提交这份报告后，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全国中医界受到很大的激励和兴奋。 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力加快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的社论，《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重视中医，迅速发展中医，提高中医”的社论。 文件出台后，1978年12月5~15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中医处长座谈会”，向全国各地报告了78(56 )号文件的贯彻情况。 会议结束后，在准备座谈会简报的过程中，胡焕明说，这次简报要送到中央、国务院领导那里，一定要如实反映。 在简报的初稿中，胡焕明补充说: “解放二十八年来，中医事业一再重演，问题成堆，层出不穷。 建国初期，中医被歧视性地排斥在外。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1955年才有起色，1958年前后达到高峰。 在三年困难时期，机构被裁，人员散伙。 屈指一算，中医事业的好日子不过几年。 ”

(三)历史陈述

万人充实中医药机构:改变中医药命运的考试

1978年12月26日，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为贯彻党中央【1978】56号文件，认真落实党的中医政策，处理中医药人才队伍接班人不足问题，从集体全制医疗机构和散居城乡的民间医生中挑选了1万名具有真正才干和实学的中医药人员，为全民

这是新中国首次大规模、大范围选拔中医药人员。 通知发出后，业界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纷纷做出应对，改变了数万中医药人员的命运。

今年已经72岁的安徽中药大学教授顾植山回忆说，当时全国有1万个名额，由于各地中医人才不足，申诉强烈，最终参加考试并实际被录取的人达到了2万多人。

这次考试由各省市组织，考试条件不受限制，无论出身、现在的职业种类，年龄在30~55岁报名参加考试，通过考试即可被录取。 考试分为一级考试和复试，一级考试分为中医基础理论、中药、方剂、临床病例分解(免除中药人员)； 复试阶段中医考察口头试问和论文，中医考察鉴别和加工炮制。

“这是一场口径很宽的考试，与1977年恢复高考对报考资格的限制相比，难度要低得多。 考试后，在全国各地为中医药工作人员明确技术职责，晋升为正副主任中医(药)师、教授、研究员。 ”顾山说。

当时，32岁的顾植山顺利通过了这次大选拔，成为了这些中医药人才之一。 随后，他接到安徽省政府人事、卫生、公安三厅联合颁发的“船票”，来到淞河岸古庐州府交界处，进入高等学府，在安徽中医药大学开始了几十年的临床、教育、科研工作。 他没想到40年后，被称为“7856”部队的中医药人才队伍中涌现出了名家。

第二届国医大师孙光荣就是其中之一。 那一年，孙光荣以湖南省浏阳县第一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此后，历经曲折，先后出任全国知名中医药学者李聪甫研究员，成为其入室“关门”的弟子。 此后，孙光荣被分配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的理论研究室，跟随李聪甫从事文献理论和临床研究，开始了他漫长的中医生涯。

像孙光荣一样，同样是湖南人的第三届国医大师熊继柏一开始不想参加考试。 但是，当时石门县人民医院的老院长，为了让他能参加这个考试，没有得到其同意就用1元钱报名了他，临近考试后才来通知他。 熊继柏就是这样参加选拔的，在两次考试中排名湖南省第一。 1979年，湖南省人事厅和湖南中医学院(现湖南中医药大学) )共同下达调职命令，派遣熊继柏到湖南中医学院当老师，从此上台50年。

“我不小心参加了考试，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几年后，即使想起改变自己人生的场面，熊继柏依然记得很多细节。 他的试卷上有3000字的论文，有大量的引用根据，很有道理。 至今，这篇论文仍在他的博士生中间传阅。

关于这次考试的意义，顾植山先生表示，这次考试使更多的中医药人才有机会进入更高水平的中医科研、教育、临床机构，生活、就业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激发了大家的就业热情，也为高等中医院校补充了更多的人才。

“例如，我的‘五运六气’学说有助于学校在设立学术事务所后，融合越来越多的大学教科书和教科书中没有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许多中医流派由此传承下来，丰富了中医体系。 ”顾山说。

(5)历史陈述

衡阳会议:改变中医药地位的会议[/s2/]

20世纪80年代，中医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方向性的问题。 “这意味着它将迅速发展成西医。 有人失望，也有人不想再做了。 年纪大的人甚至觉得中医没有希望。 ”面对当时中医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不必快速发展中医，只需要快速发展中西医结合就可以了，中医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

“中医必须独立快速发展，必须独立快速发展，中国人必须有这种气魄。 ’吕炳奎反复强调自己的观点，以中医独立快速发展的地位为目标。

1980年，卫生部召开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大力量都要大力快速发展，长时间共存的方针。

1981年，吕炳奎为《浙江中医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如何认知和处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种力量长时间共存的问题”的文章，重申了这一方针的必要性。 他指出，三股力量是客观存在，不是空想出来的，三股力量都要加大力度快速发展，长时间共存的方针是总结多年经验教训提出的。

1982年4月16日至22日，会议真正确定了这一方针。 这是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实务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大学建设实务会议。 因为在衡阳召开，所以也称为衡阳会议。

“当时我提出，至今全国中医医院仍挂着梅兰芳的招牌，唱朱逢博的腔调是不行的，要认真早日发展中医。 ”衡阳会议的策划人、组织者、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生前这样回忆道。

缺乏中医特色是当时中医教育的一大问题。 推翻中医西医化现象，刻不容缓。 在衡阳会议上，吕炳奎提出了中医教育重新发扬中医特色、以中医为中心的重要论点，成为今后振兴中医的重要论据，得到崔月犁的高度赞扬和全国中医同道的热烈支持。

会议确定了中西医结合三股力量都要快速发展、长时间共存的基本方针，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特点，提出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朝着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的方向迈进

会议首要处理了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中的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强调中医药事业是当前卫生事业的短板，必须从政策、财政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快速发展步伐；二是处理中医机构快速发展方向的问题。

衡阳会议后，加快中医机构建设和中医人才培养工作，建立符合中医快速发展规律和优势的规章制度，加强中医专业建设，积极开展中医急症治疗工作，加强中医机构内涵建设等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1982年底全国中医医院逐渐恢复753所，中医队伍也从1976年的23.6万人再次增长到28.95万人。

国医大师邓铁涛在自己的书《铁涛医话》中评价说，衡阳会议是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

同年，《快速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以前传下来的医药》被写进《宪法》，确定了中医药在我国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