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中医药大事记（1997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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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时的照片

进入世纪之交，我国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快速发展阶段，也对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方面，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医药融入现代语境，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呼声强烈，另一方面，我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诉求更加迫切。 在此背景下，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生效，2004年，《中医药学名词》国家规范出台，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意义所在。 此外，2003年“非典”期间，中医药的优异业绩让人们重新审视了巨大的价值。

(一) 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快速发展的政策决定》确定，将“中西医并重”作为中国新时期的卫生实务方针之一。

) 200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施行。

(3) 2004年，《中医药学名词》国家规范出台。

) 2004年2月，在全国中医药实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发表《努力促进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重要讲话，指出中医药为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历史陈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施行:引导发展迅速，依法保障中医药事业

2003年4月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第37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自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第一部专业的中医药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中医药法制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条例》从总则到附则共39条，4000多字。 自1983年董建华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中医药法以来，2003年《条例》颁布施行，已经过去了20年。

在这20年中，无数中医药界人士为此而鼓捣和呼唤的这20年中，中医药法制建设的接力棒代代相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全党把实务要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重大决定，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依法执法，执法从严，违法必究”

中医药现代化建设和法制化迅速发展也成为了问题中的义不容辞。 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对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 1982年宪法第21条确定“迅速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医药”。

但是，中医药法制化建设的道路并不顺利。

从1983年开始，经过几年的反复调查论证，中医药法起草征求意见时，各方争论很大。 随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指示，首先国务院制定条例，条件成熟后由人大立法。 1986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 有了相对独立的主管部门，《条例》制定工作也将稳步开展。

1995年，佚靖调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从事中医药法制建设。 她回忆说，在《条例》出台之前，卫生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多项中医药制度，多个省市也已经制定了相关地方性法规。 但是，与中医药事业日益增长的快速发展诉求相比，中医药法制建设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当时的形势下，现实情况迫切需要保障中医药快速发展诉求的法规。

世纪之交，风云际会。 疾病谱的变化、医学模式的变化、健康观念的变化、国内外对中医药的诉求给中医药事业带来机遇和挑战。

而且，社会上对中医药有很多争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在当时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和政策法规司司长告诉记者:“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被肯定，党和国家的政策也需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

但是，“制定过程非常多、庞杂、曲折。 ”佚靖说，每一步都面临许多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不能达成共识。 无论是舆论，还是政府的各相关管理部门，甚至是领域内部，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认知。 “社会上出现了将中医药从国家医疗卫生保健系统中排除的呼声。 相关管理部门对中医药快速发展中各自责任的认识不同。 对于制定《条例》的目的是促进领域的快速发展还是加强管理，领域内部意见不一。 ”佚靖说。

“最大的不同点是，《条例》的制定目的是促进领域的迅速发展，还是制定领域规范？ ”吴刚说。 这一点从《条例》的更名中也可以明显看出。 佚靖回忆道，从《中医条例》到《中医快速发展条例》再到《中医药条例》，有几个名称很简单。

调查、起草、征求意见、重新调查编辑的过程正在重复。 “负责制定具体项目的同志找到我诉说其中的酸甜苦辣，有时难免感情激动。 我总是鼓励他们多次坚持，努力与各方形成共识。 ”佚靖说。

2001年1月11日的长谈打破了这种僵局。 “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那很重要。 ”佚靖说。 当时，她与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当时担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的杨景宇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面对面交谈，最终达成共识。

对话的核心文案只有一个，就是确定《条例》的宗旨，一方面是保护和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加强中医药领域的规范管理，增强中医药在国内市场和国际上的竞争力。 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服务的诉求，保护人民的健康。

这次协商为《条例》的制定找到了统一认知、形成共识的基点。

2003年4月2日国务院第三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终于公布。

《条例》确定了规定了一系列中医药继承、创新、保障措施的中医药机构、人员、广告等加强管理的各部门职责。

“《条例》施行后，中医药的迅速发展不仅是中医药领域内部的事，也成为各级政府的职责。 ”吴刚说。

此外，《条例》对中医药行业争议较多的议题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尊重各方合理意见，鼓励多元化探索。

《条例》首次以专门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医药在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作用。 不仅对中医药领域是巨大的激励，而且对推动整个社会支持中医药事业，弘扬祖国优秀的自古流传下来的科学文化，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作用。 也为《中医药法》提供了基础。 ”佚靖说。

(三)历史陈述

《中医药学名词》国家规范公布:架起“桥梁”，信息表达内外中西

翻开中医书籍，中医名词“证”“症”和医学名词“征”让很多初学者困惑，这些名词有什么区别，适用范围如何定义？

经过几千年的快速发展，中医药名词术语概念模糊不仅困扰着中医药学界和出版界，也阻碍了中医药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和对外交流。

1998年，当时任中国医史文献所副所长的朱建平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原因是偶然的。 ”朱建平说，当时受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冯珠娣的邀请，编写了《中国医学史》教材，如何翻译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美国标登出版社指定根据1995年出版的《英汉中医词典》进行翻译，这是英籍专家魏廼杰( nigel wiseman )的个人词典，与专家共识的规范标准还相差甚远。 “我以为中医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学科，应该有我国标准的翻译，但我问了一下，还没有。 ’这种现状让朱建平很在意。

一年后，朱建平拿到了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员会)主办的刊物。 他发现医学、药学都有相应的名词审定委员会，专门负责相关英语名词术语的规范化。 在与多人取得联系后，朱建平得知，全国科技名词委员会4年前曾试图成立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但未能成立。 这次，双方一拍即合。

在当时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王永炎的大力支持下，2000年6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委员会发出了【2000】035号《同意设立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信》。 2000年8月，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

有人说，如果有人恨，就请别人编词典。 经常为了做词条，朱建平和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不得不查阅古今东西难以计算的资料，进行繁琐的考证。 “真痛苦。 即使看到话语和释义，也无法想象背后我们的工作。 但是，世代有世代的责任，无论多么痛苦都必须有人去做”朱建平这样说道。

中医药名词委员会专家的敬业精神激励了朱建平和他的团队。 第一届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是德高望重的知名专家，当时48名委员的平均年龄达到60多岁，其中最年长的干祖望教授已经接近90岁的高龄，但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我们请他当教授的时候，他很高兴。 他说你们还把我当年轻人一样用，我很高兴。 ’朱建平的回忆。

朱建平至今仍保存着一摞厚厚的资料。 这是任继学用毛笔对词条进行评论的。 当时75岁的任继学在会议前审查并送别。 如果查阅大量资料，斟酌措辞仔细加以注释，每次改变意见，都会给出充分的理由和确切的出处。 “他的意见每次都很周密，非常细致，方便我们研究小组的检查。 ”朱建平说。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专家反复讨论、四级审定手续，2004年第一部《中医药学名词》国家规范问世。 规范了5000多个名词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及定义性注释，涵盖了从中医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的基本词汇。 语言选择的范围基本上可以满足全科医生的临床科研录取或者外国人学习中医的录取。 要求规范和编纂术语学做法，更全面地反映中医学科概念体系和名词术语体系。

新闻时代到来，《中医药学名词》规范在信息表达中医药学科内外、促进中医药与其他学科结合、共同快速发展中的作用已经开始凸显，为中医药的中外信息表达架起了“桥梁”。 奥地利卫生部前官员顾彬娜( mag. gertrude kubiena )教授在当地开设了中医学校。 她看了看最初的规范，说:“太好了。 我们把这个规范带到奥地利来作为教材采用”，很兴奋。

“改革开放40年，我们20年就做了这件事。 ”目前，首届中医药名词委员会已有15名顾问、委员去世，新生力量不断得到补充。 “我们还有很多案件要做。 现在，国家提倡建设“一带一路”，有必要将规范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俄语等语言。 我们还积极推进国际标准和名词术语多语言检索系统的建设，将中医药名词术语规范推向世界。 ”。 朱建平说。

(四)历史陈述

中医药应对“非典”:面对危机，建立中医药应急体系[/s2/]

2003年春天，瘟疫打破了春天的平静。 这种肆虐的病毒被世卫组织命名为“非典”。

5月上旬，疫情依然严峻，中医药参与治疗sars的呼声越来越高。 87岁高龄的国医大师邓铁涛记录了中央力挺中医的介入，并制作了学术文案以供治疗参考，中医药进入了抗非的主战场。

5月1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非典中医药治疗方案。 此后，北京采取措施保障所有定点医院都有中医药参与。 截至5月中旬，大部分患者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明显，疫情开始得到控制。

2003年6月8日，中日友好医院第12sars病房的3名sars患者完成隔离，结合前几天陆续康复出院的13名患者，我院医护人员为这16名患者创造了用纯中医药方法治疗sars成功的记录。

这16例sars患者当时被中日友好医院临时sars医院病房主任仧林治疗小组接纳，经中医药治疗，全部治愈，平均退热时间仅为4.5天。

一个月前，在中南海召开的“驻京名中医座谈会”上，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向与会者提出了问题。 用纯粹的中医药方法治疗sars的效果会怎么样呢？ 谁也不能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 坐在吴仪对面的仧林说:“可以试试。”

回到医院，)小林和当时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疗人员到处都是的石效平主动尝试了中药治疗sars。 交给了小林，没有接受西药治疗的初诊sars患者。

(小林顶住压力，带领治疗小组从中医温病理论出发，采用4月以来总结的“四期八方”中医sars治疗方案，且避免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免疫调节剂等西医常规用药，在没有确定的细菌感染证据的情况下，应用抗生素

以此为经验形成的世界上唯一纯中药治疗sars的报告，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在抗击非典期间，当时担任香港医管局专业及公共事务总监的高永文带着专家在广东省中医院进行了深入考察后，邀请了该医院的医护人员到香港地区帮助抗击非典。 广东省中医院的决策包括，当时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院长助理杨志敏和当时广东省中医院呼吸科主任林琳带着医疗队去香港地区援助。 他们为香港地区控制非典流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说sars带来了透明性的革命。 邓铁涛说，非典是中医药命运的转变。

这个角色给当时低潮的中医药事业带来了转机，香港地区看到“中医药抗非”的结果，打破了中医药不能进入香港公立医院的历史。 之后，香港公立医院开始设立中医门诊。

近年来，一些省市相继出台了中医药应急预案。 中医药应急体系逐步建立，救治能力逐渐提高。 各地积极制定针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问题的中医药应急预案，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疗效确定、数据详细、程序规范的诊疗方案。

改变现有成果。 在2009年甲型h1n 1流感大流行的情况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中医药甲流治疗方案，成为了遏止疫情的中坚力量。

年，北京收治首例感染h7n9的患儿，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做法。 在重大疫情中，中医药的地位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