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陇德谈医改医药分开好比是让医生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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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前卫学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昨天在河南团开放团会议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医药分离存在一定问题。 这不是行医的普遍规律。 ”。 他还介绍说，目前的传染病防治还留有忧患，如果再来一个类似sars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将依然是“遭遇战”。

谈医疗改革

医药的弊病由制度产生

记者: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中国式的方法”处理医疗改革这个世界性难题，你怎么看？

王陇德)今年的总理报告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如探索社会医疗制度的创新。 这已经提到很多年了，怎么推进，没有政策和机制，应该尽快探索。 像发达国家一样，大部分医疗机构都是社会运营的，收支两条线和好处完全脱节。 我们现在的很多弊端是，拿回扣、领红包等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证明它在政策和制度上一定有问题，如何应对，如何明确新的医疗体制，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记者:为什么要改变医疗体制？

王尔德:现在我们大部分是公立医疗机构，但所谓的公立医疗机构不是真正的公立医疗机构。 香港公立医疗机构的资金90%来自政府，我们的资金90%是自己挣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记者:你对鼓励社会医疗有什么看法？

王陇德:必须加强社会医疗。 否则，就无法处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在海外，70 %~80 %的人通常是社会医生，但在基础医疗机构、特别是社区，像日本一样94%的人是社会医生，而在国内整体只有5%左右。 要做好区域卫生规划，创新社会医疗制度，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医疗。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试行的医药分离制度？

王尔德:我认为医药分离有一定的问题，但这不是医疗的普遍规律。 例如急救患者、住院患者、医药能分开吗？ 中国的这种经营方法，医生敢用你自己买回来的药吗？ 国外是8小时药剂师值班制度，药物都有保证。 我把医药比作士兵和武器。 药物是医生的常规武器。 士兵和武器分开，能打仗吗？ 医药的弊端不是一起经营产生的，而是制度产生的，所以必须研究产生弊病的机制是什么。

讲述医生的故事

多点工作符合医生的规则

记者:你认为现在的医生收入合理吗？

王陇德:做医改，比如医生的收入和支付很不对等，必须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否则，就无法改善。 据说能否提高医务人员的工资，在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很难比较和实施，但是有提高医务人员待遇的方法。 也就是说，推进多点工作。 医生是自由职业者。 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规律，我们才刚刚开始。 现在许多专家在周末偷偷去什么地方做手术。 另外，职场可能知道，必须加入管理，对患者更安全。 还可以建立纵向服务体系制度，培训当地医务人员，方便老百姓就近就医。

记者:公立医院收支两条线有什么好处？

王陇德:医院收入全部上缴财政后，政府可以拨款补给弱势群体，支持农村，支持公共卫生服务。 世界银行预测，未来20年，慢性患者将增加2到3倍，情况将非常糟糕，但这些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大多数人无法预防。 发达国家的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下降，我们还在迅速上升。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医疗机构必须做好防控，政府必须购物。

谈论疾病对策

传染病预防没有什么改善

记者:刚才你说医疗机构的大部分钱都是自己挣的，那会引起什么问题呢？

王尔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医疗机构应该实施的公共卫生比较差。 就传染病防治而言，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实施情况提出了特殊的问题，但我们发现的情况是，如果sars这种新的人传人病又来了，我们一样会处于混乱的状态，一样会传播。

记者:为什么？

王尔德:因为医疗机构是最重要的应对阵地，所以发现患者并现场控制。 我们去年进行了考核，有专家装扮成鼠疫患者，从河北省张北鼠疫疫源地出发到北京，去了8家医疗机构就诊，但没有发现一家医疗机构。 鼠疫比非典严重得多。 我们的检查过程也咨询了门诊的医生。 鼠疫患者有哪些症状，有哪些病理类型，应该怎么做？ 多个医生没能回答。 这种传染病防控状态，你说下一步怎么办？

记者:我该怎么办？

王陇德:首先，政府必须重视从政策上确定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责任是什么。 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还是医疗机构，公共卫生都应该由政府购买，但买什么，现在还不确定，所以政府无法保障。

像急性传染病控制一样，有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患者的卫生知识素养，患者自身要知道什么症状就必须尽早就诊。 现在为什么h7n9患者死亡率那么高，大部分被拖住了，到了医院已经两肺功能不行了，再帮也来不及了。 第二个环节是医疗机构如何加强敏感性，及时发现和确诊现场控制至关重要。 第三个环节是尽快报告，对这件事做出反应。

从sars开始，加强了第三个环节，但前两个环节至今没有什么改善。 这是非常危险的。